山西省近日出台相關政策，將以一次性塑料制品為禁限重點，積極探索禁限管控模式﹔山東省近日發布通知，明確了該省全面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“時間表”﹔北京市從5月1日起，重點在農貿市場、便利店、超市等商品零售場所，開展為期3個月的塑料袋專項整治行動，對銷售、使用超薄塑料袋，以及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等違法違規行為依法予以查處﹔海南省明確，4月至11月將分步驟、分階段組織重點行業和場所率先開展“禁塑”試點工作，為12月起正式全面“禁塑”的實施打好基礎……
今年以來，針對塑料污染治理的政策力度持續不斷。1月19日，國家發展改革委、生態環境部印發《關於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，這一被稱為“新限塑令”的政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﹔近3個月后，4月10日，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《禁止、限制生產、銷售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錄（征求意見稿）》﹔9月1日起將正式施行的新固廢法，也增設了塑料制品的相關規定。
早在2008年，國務院辦公廳就印發了被稱為“限塑令”的《關於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》，如何客觀評價“限塑令”實施10余年來的成效？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認為，可以從2008年出台“限塑令”的目的來分析效果，一是限制超薄塑料袋的生產銷售和使用，這個目標基本達到，目前正規渠道的超薄塑料袋已經比較少見了﹔二是塑料袋的有償使用，在管理觸角到達的地方也基本實現了﹔三是在塑料的規范管理上，提出了一些比較籠統的要求。
“那時候設定的有限的目標，基本都實現了。但是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消費的不斷增長，塑料的增量把限塑令所取得的效果給掩蓋了。”劉建國說。
當前，隨著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和新興業態發展，塑料污染治理工作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挑戰。劉建國表示，高質量發展對環境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我國正在推進垃圾分類、建設“無廢城市”，國際上對海洋塑料污染的重視也達到了空前高的程度，在此背景下，塑料污染的治理需要全系統、全流程、全方位的制度設計。
新“限塑令”新在哪？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表示，與以往塑料污染治理的相關政策相比，《意見》具有系統性。不同於以往政策僅對個別環節和個別領域作出規范，《意見》提出的政策措施基本涵蓋了塑料制品生產、流通、使用、回收、處置全過程和各環節，體現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系統性和整體性，有利於建立形成治理塑料污染的長效機制。
劉建國表示，《意見》按照“禁限一批、替代循環一批、規范一批”的思路，對於塑料制品從生產、消費到廢棄，以及廢棄后的循環和管理都作了規定。相比過去主要針對超薄塑料袋，要全面得多。
“在減量、替代、循環的基礎上，關鍵是要讓塑料制品進入規范的收集處理系統。”劉建國說，更重要的是在長效機制的建設方面，《意見》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。
除了商超、菜場等傳統領域，近年來，電商、快遞、外賣等新興業態帶來的快遞塑料包裝、外賣塑料餐具等消耗量在快速上升。《中國快遞包裝廢棄物產生特征與管理現狀研究報告》顯示，我國各類快遞包裝材料消耗量從2000年的2.06萬噸增長到2018年的941.23萬噸，其中塑料類包裝材料85.18萬噸。由於回收困難、再生成本高、再生利潤低，約99%的快遞包裝廢塑料混入生活垃圾。
在這方面，《意見》既提出了禁止、限制類的管制要求，也明確了推廣應用替代產品，培育優化新業態新模式，增加綠色產品供給，推進塑料廢棄物規范回收和處置等系統性措施。《意見》提出，到2025年，地級以上城市餐飲外賣領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強度下降30%。全國范圍郵政快遞網點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裝袋、塑料膠帶、一次性塑料編織袋等。
按照突出重點、有序推進的原則，《意見》區分重點城市、地級以上城市和相關縣級城市，按照2020年、2022年、2025年3個時間段，分步驟、分領域推進塑料污染治理整體工作。
在劉建國看來，雖然塑料在石油制品消費中的佔比不高，但是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，社會的關注度高。塑料廢棄物管理好了，對其他廢棄物的管理能起到有效的帶動作用，對於促進綠色生產和消費具有重要意義。
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涉及領域廣、主體多，如何確保《意見》落地落實？國家發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孟瑋此前表示，一方面，強化政策支持和科技支撐。比如，加大對重點項目支持力度，落實好相關財稅政策，加大可循環、可降解材料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成果轉化，提升替代材料和產品性能。另一方面，健全制度標准、嚴格執法監督。同時，加強塑料污染治理落實情況的督促檢查，重點問題納入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，強化考核和問責。
劉建國提醒說，要防止低端的塑料制品從經濟發達的地方向落后的地方轉移，從監管能力強、利用能力強的地方向監管能力弱、利用能力弱的地方轉移。
“具體實施的時候對於政府精細化管理和統籌協調的能力，對於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的綠色發展能力來說，都是一個挑戰。”劉建國表示，新“限塑令”的實施不能“一刀切”，而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予以推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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